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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儿的故事
林基成 杜毅 合著
林基成执笔
二零零四年十二月
(原文连载于二零零六年三月三日至四月二十八日的明州华兴双周报)
难: 记女儿的出生和疾病
大概是我们在她出生前把名字起坏了: 南,音同“难”.成鲜明对比的是,她母亲的名字“毅”,音同“易”.女儿从进入人间,就多灾多难:先是难产,被产钳夹着脑袋出来.一个月后在产钳被夹处,发现了两个大血包在发炎.妻子一人在重庆带着病孩,天天是忧心忡忡,等待着我暑假回来.
我当时在北京,正在上为出国人员举办的英语强化班,不准请假. 对所发生的一切,毫不知情.事后回想起来,没有在女儿出生时守在妻子的身边,没有和妻子一起度过她一生中最难度过的日日夜夜.这成为我终生遗憾,永远无法弥补的一件事.
女儿在美国人报税的那一天出生后,我收到了岳母发的电报:生女重五斤.母女平安.我很兴奋,赶紧跑到黄庄邮局发了回电: 得女甚喜, 母安更慰.当时同学中有两位刚得了男孩,都吵吵嚷嚷的要和我攀亲家, 我都一一答应了.高兴之余,我突然意识到多夫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. 到后来另有一名同学再来提亲时, 我只得告诉他,女儿已有两对象,不再接受新的申请. (妻子读到这里,说我的解释有误.我当时拒绝了那同学, 是因为我本来就不怎么喜欢那个人,所以就找了个借口.和多夫主义没有关系.)
回到重庆, 女儿已满两个半月, 头却还不能直立. 马上联系重庆儿科医院作进一步检查, 发现炎症已病变成颅骨骨髓炎. 再发展下去就是脑膜炎. 医生为阻止细菌的进一步感染, 决定使用从国外进口的最新抗菌素--先锋五号. 在用药之前, 主治医生找我们两人专门谈了一次. 说此药有很强的副作用, 可能会损伤身高和智力的发展. 国产抗菌素都已经用了, 不起作用, 只有看先锋五号了. 他问我们要不要用此药, 浅台词是要不要救这孩子. 我和妻子没有一点犹豫, 都说救命要紧. 别的事情以后再考虑. 说实在, 至于女儿能否长大,是否健康, 当时是一点没底. 但我俩却有一共识: 女儿出生是我们相爱的结果. 不管她身体是好是坏, 我们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她活下来, 把她抚养成人, 这是作父母应尽的责任.
我在女儿一岁后到了美国. 妻子一年后也被公派到加州伯克利大学. 在分开两年之后, 我们终于在芝加哥一起住定了. 一旦有了条件, 我们马上请阿爷阿娘把女儿带到自己身边. 那时她已有五岁.
到芝加哥后没多久, 我们就带她去著名的芝加哥大学医院作检查. 医院很近, 走路只要两三分钟. 站在自家门口, 可以看见医院急诊部门的牌子. 看病的大夫是芝大医学院的教授及儿科部门副主任, 很有经验. 她一下子发现女儿的听力有问题: 她注意到女儿在听大人说话时, 看着的是大人的嘴唇蠕动. 经听力测验发现, 女儿的听力损伤达百分之四十五. 当知道女儿的病情历史及用过的药后, 那教授就征求我们的意见, 是否愿意请各科专家来会诊一下. 我们当然是同意了.
会诊的那一天, 我们领了女儿按时到了那教授的办公室. 我很惊讶, 只有她一人等在那里. 她笑眯眯地说, 去会议室吧. 当她推开会议室的大门, 作了一“请进”的姿势时, 我着实吓了一跳: 一条长长的暗红色会议桌, 两边整整齐齐的坐满了穿白褂子的医生. 经过介绍, 我才知道, 所有我能想得到的科目的医生都来了. 这大概是搞研究的医学院的专家们来看一个他们很少能遇上的病例. 我们被安排在桌子的顶端坐下, 就象大公司的董事长. 我稍稍有点不好意思, 因为没有穿得很正式. 在儿科教授介绍之后, 各路人马相继发问. 在会诊结束后的几天, 女儿还被各科专家分别单独请去作了诊断. 好在医院就在门口, 我们也没觉得麻烦.
检查结果发现:女儿智力发展比较正常, 身体发育则明显迟缓. 儿科教授让我们赶紧给女儿去配助听器. 至于身体发育, 她认为还不需要打激素. 她的观点是, 人工激素有很多不知道的副作用. 应该尽可能靠人体内本身的激素. 另外, 按照她的理论, 个子高矮不是病. 我们虽有不同想法, 但最终还是听这医生的. 我这时才注意到, 这位白人女大夫的个子也不高. 一整容教授在会诊后几次提出要免费给女儿全面整容, 我立刻婉言谢绝了. 女儿长得小鼻子小眼睛, 自有一番风情. 即使她身上有这样那样的疾病或缺陷, 我始终相信,也从来没有动摇过这一信念: 造物主让她进入这个世界, 必定有用到她的地方和时候, 因为每个人在出生时的特定时间和空间决定了她/他拥有和其他人不一样的东西. 我们对社会没作什么贡献, 决不能也决不会让女儿成为社会的负担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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